币安反诉，红杉难投。
在时隔一年之后，币安与红杉资本之间的关系再次生变。与2018年3月不同，这一次是赵长鹏站上了原告席。
据Coindesk5月23日消息，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于5月20日通过律师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一份申请，赵长鹏认为红杉资本于2018年4月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的禁令损害了其名誉权，并对币安以有利的估值进行融资造成了负面影响，赵长鹏要求红杉资本赔偿币安由此产生的损失。
从香港高等法院展示的文件中了解到，赵长鹏并未明确币安损失的具体数额。
根据香港高等法院官方网站上提供的信息可知，本案的听证会将于6月25日举行。
合作不成 反目成仇
2018年3月，红杉资本在香港高等法院向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始人兼CEO赵长鹏提起诉讼。
红杉资本表示，自2017年8月开始，红杉资本就开始与币安就A轮融资的相关事宜进行谈判，并于2017年8月25日签署了一份具有排他性的协议——《A轮优先股出售条款》（“Sale of Series A Preferred Stock / BitDJ Limited / Summary ofTerms”，以下简称《条款》）。
该协议规定，在2018年3月1日之前，红杉资本与币安将进行排他性合作，在此期间，币安不得接触其他投资机构。
但是在2017年12月14日，在未获得红杉资本同意的情况下，赵长鹏团队与IDG资本进行了接洽，并拟定了相关的融资协议。在红杉资本将币安告上法庭之后，币安承认了曾于12月的时候接触了IDG资本。
当月红杉资本与币安之间的谈判正式破裂。
虽说最后IDG资本并未参与币安的融资，但是在红杉资本看来，IDG资本与币安的谈判违反了双方的协议，影响到了红杉资本的利益。
针对协议的排他性权益，香港高等法院明确表示，红杉资本和币安之间签署的《条款》在涉及“保密性”“排他性”等问题上确实存在法律约束力。
因此红杉资本成功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了一项禁令，该份禁令禁止了赵长鹏与其他投资者进行谈判。
但是币安表示，币安与IDG谈判的是B轮融资，有异于与红杉资本谈判的A轮融资，因此币安并不存在违反协议的问题。
此外，红杉资本在提请诉讼前并未与币安进行充分的沟通，这一点成为了红杉资本“滥用程序”的“证据”。
币安认为红杉资本在没有通知赵长鹏的情况下单方面提起了诉讼申请，此举涉嫌“滥用程序”。
而红杉资本则公开解释到，之所以在没有通知赵长鹏的情况下单方面提起诉讼申请，主要是因为红杉资本担心币安在得知红杉资本的举措后，将会紧急与IDG签署投资合同，而币安此举并不利于红杉资本解决问题。
香港高等法院于4月24日的一次判决显示，香港高等法院决定撤销对币安的禁令，但是并未对此案做出最终审判，此外，香港高等法院还进一步表示，就红杉资本与币安之间的诉讼案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听证，以确定赵成鹏团队是否存在过错。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双方就此案多次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证据。
2018年，12月12日，仲裁庭认为，在币安与IDG资本的谈判中，由于双方的谈判内容为B轮融资，并不存在对红杉资本所要进行的A轮融资构成竞争的事实，因此红杉资本的诉讼请求正式被驳回。
几经犹疑 红杉下车
在交易所领域中，币安历史并不长。
2017年7月，币安正式成立，彼时的中国数字货币交易所第一梯队中并无币安的身影。
在与红杉资本谈判前不久，币安刚宣布获得泛城资本、黑洞资本的千万美金天使轮融资。
依照红杉资本于2017年8月的报价，红杉资本对币安的估值约为8000万美元，如果双方合作达成，红杉资本将会以1000万美元左右的价格获得币安11%的股份。
而在创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杉资本就给了币安8000万美元的估值，无论是币安也好，还是彼时的币圈也好，没有人会认为红杉资本低估了币安的价值。
据币安联合创始人、CMO何一在2018年8月初接受的一份采访可知，红杉资本在与币安的早期谈判中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
红杉资本和币安签署完上诉引发纠纷的排他性协议还不到两周，中国七部委就联合发布了《七部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改公告明确提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随着公告的发布，数字货币市场应声而落，在半个月的时间内数字货币市值下跌35%，蒸发逾600亿美元。
交易所、项目方等币圈机构均开始人人自危，在币圈史上，此次公告的发布被称之为“九四事件”。
OK、火币网等各大交易所以及项目方均开始出海求生，一时间，政策宽松的新加坡开始成为一个币圈福地，大批的与数字货币有关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而对于币安来说，“九四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或许比其他交易所更大。
初创的币安正处于急需资金的阶段，但是红杉资本在面对“九四事件”时开始变得犹豫。何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红杉资本在‘九四’前和我们签了投资意向书，但不是正式投资协议。‘九四’后，资方有一些犹豫。”
与其他交易所一样，初创不久的币安在面对“九四事件”时也将目光投向了海外，何一透露，币安在2017年10月的时候决定在海外强推一轮，希望借用红杉资本的品牌做背书，但是红杉资本拒绝了币安的要求。5月23日，何一向财经网证实了红杉资本的上述犹疑行为。
令红杉资本没有想到的是，在“九四事件”一个多月后，数字货币领域即开启了牛市行情，而币安的策略也很成功，转战日本的币安借助币币交易服务在短期内迅速地跻身到国际一线交易所之列。
据币安官网信息显示，2017年12月底，币安交易额急速上涨，一路攀升到全球第一的位置。
此时红杉资本8000万美元的估值开始显得有些“不够看”，无论是币安的市场表现，还是赵长鹏自己的心理预期，如果红杉资本不继续加价的话，红杉资本8000万美元的估值都难以让红杉资本登上币安这趟车了。
在红杉资本于2017年12月14日继续与赵长鹏团队开始谈判时，赵长鹏团队明确向红杉资本表示，币安认为红杉资本的报价低估了币安的现有价值。
据华尔街见闻于2018年4月26日的一份报道显示，在12月17日，红杉资本试图向币安提供一个新的报价，但是币安并未接受该份新报价，并向红杉资本表示，IDG资本将在12月17日或12月18日与币安签署股权认购协议（SPA）。
12月19日，红杉资本向币安发送了一封律师函。双方谈判正式宣告破裂。
此后币安透露，IDG资本在与币安谈判时表示愿意对币安进行两次注资，而IDG资本对币安的估值分别为4亿美元和10亿美元。
币安罗生门：融还是不融？
赵长鹏就此次对红杉资本的起诉给出了两点理由，一是红杉资本2018年的诉讼导致币安丧失了以更高的估值获得融资以筹集资金的机会；二是红杉资本的行为对自己个人的名誉造成了损伤。
因此赵长鹏要求红杉资本赔偿币安以及自己个人所遭受的损失。
2018年4月底，香港高等法院驳回红杉资本的诉讼请求，红杉资本与币安之间的纠纷开始转移至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处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一个民间非营利性中立机构，该机构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满足东南亚地区的商务仲裁的需要，同时也为中国内地当事人和外国当事人之间的经济争端提供“第三地”的仲裁服务。
此后，赵长鹏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币安现在并不需要从外部融资，他只对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作感兴趣，前提是他们可以帮助交易所与监管机构合作确保运营许可证。
针对2018年4月各币圈媒体报道的“币安正在寻求新一轮融资，融资估值100亿美元”这一消息，币安明确否认了“准备融资”这一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IDG资本和红杉资本在币安面前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何一于2018年8月时透露，2017年10月红杉资本为币安海外推广提供背书之后，IDG资本向币安表达了投资意向，但是由于币安认为红杉资本与币安谈判的A轮还存在，因此与IDG之间谈判的是B轮，且红杉资本与IDG资本需要就此事进行协商，但是双方之间的协商并不顺利，因此币安决定两家的投资都不要了。
至少在明面上看来，收入暴涨之后的币安对于融资开始显得可有可无，更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在红杉资本事件之后，币安开始“避谈”融资，对外塑造的形象也一直都是“不差钱”状态，而“不差钱”的币安也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理由引入融资来分食蛋糕。
因此，赵长鹏提出的第一点诉讼理由似乎显得有些牵强。
但是可以明确的是，“不差钱”的币安在最近支出不小。
2019年5月8日，币安发布公告称，币安BTC热钱包发生被盗事件，据币安官方公告显示，黑客从中盗取了7000了枚比特币，被盗BTC占热钱包内存储总量的2%。以被盗时的比特币现价计算，该次币安损失逾4125.99万美元，此次被盗损失占其2018年年度净利润的9.55%。
依照币安制定的规则，币安的投资者保护资金将会承担此次损失，但是经财经网计算，币安的投资者保护基金或许并不能完全承担此次损失。
针对这一质疑，何一向财经网表示：“币安承担。”
而在此次事件中，截至发稿时间，币安都未明确表示币安希望能从红杉资本处获得多少赔偿。
目前，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的业务处在全球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之外，美国纽约州检方正试图从Bitfinex身上寻找监管方法。交易所存在洗钱、非法集资、操纵市场等一系列各国监管最为关心的问题。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分布式概念又为各种金融诈骗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伪装。然而，拒绝被大国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币安，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依然选择法律渠道进行诉讼，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商业互信的理念依然无法替代现行法律结构。
